戴名世

人物生平

　　背景

　　戴名世1653年三月十八日（4月16日）生，幼时家境相当贫寒，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窘困多艰的时期，也是一个发愤立志的时期。其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磨炼，不仅铸就了戴名世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且也为他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戴名世自幼即刻苦上进，力学古文不辍。他“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亡失；但得一书，往复观玩，可以忘寝食”（《与朱生书》）。戴名世六岁开蒙就读，十一岁熟背《四书》、《五经》，被乡里长辈公认为戴氏这“秀出者”（《戴母唐孺人寿序》）。由于孜孜不倦的追求，戴名世年未及弱冠即善为古文辞，二十岁起开始授徒以养亲，二十八岁以秀才入县学，不久后以拔贡生入京师，补为正蓝旗教习。

　　执教

　　戴名世十三年的开馆执教，使其对社会对生活都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明清之际炽热的民族思想推动下，戴名世在青少年时期就日渐树立起“视治理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

　　戴名世三十四岁时被督学使者李振玉荐入国子监。作为一个正直的文士，他不愿“曳候门之裙”，因此只能过着冷落、孤寂的生活。此后，他在京师与徐贻孙、王源、方苞等人相聚，往往“极饮大醉，嘲谑骂讥”，使达官贵人们侧目。戴名世与方苞等人的结合，是以针砭时弊、振兴古文为共同旨趣的。他们每每“酒酣论时事、吁嗟咄嘻，旁若无人！”（戴名世《北行日记序》）。这毫无疑问招来了公卿大夫们的仇视和攻击。而他们在古文创作方面的长期切磋研讨，也有力地推动了古文的；他们的古文创作实践，又哺育着桐城派的涎生。

　　戴名世早就立下了“欲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则于古之人或者可以无让”（《初集原序》）的宏大愿望。当时，因为明史资料散逸颇多，有些又失于记载，因此尚无人能写明史。而戴名世每以史才自负，他很想仿效《史记》形式，作出纲目，然后广泛搜罗资料，相互参证，力求真实，写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因此他广游燕赵、齐鲁、河洛并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访问故老，考证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遗余力。一时之间，文名播于天下。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的弟子尤云鹗把自己抄录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由于戴氏居南山冈，遂命名为《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江南各省，其发行量之大，流传之广，在当时同类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正是这本书，使戴名世流芳文坛两百多年，却也使他遭致杀身大祸。

　　晚年

　　戴名世的晚年，基本上持一种与清政府合作的态度。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戴名世年已五十二岁，赴顺天乡试，中第五十七名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未中，复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再试，中会试第一名，殿试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俗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在京供职，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时过两年，即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中录有南明桂王时史事，并多用南明三五年号，被御史赵申乔参劾，以“大逆”罪下狱，又两年后1713年三月六日（3月31日）被处死，死年六十岁。此案株连数百人，震动儒林。当时政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如桐城派开山鼻祖方苞、侍郎赵士麟、淮阴道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牵连其中。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南山集》案”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社会原因。满清贵族入关掌握中原政权后，虽然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措施，但“剃发”、“圈地”等一系列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乃使人心思变，清统治颇为不稳。于武力镇压后，清廷又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加以严厉钳制，动辄屡兴大狱，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对他们认为不驯服的知识分子进行酷烈的镇压。《南山集》遂罹其难。

人物成就

　　文史成就

　　戴名世在文学、史学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成就。从《南山集》中可看出他的散文是沿着明代唐宋派的道路在发展，有其特色。他与桐城派方苞交往甚密，论文主张对桐城派古文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认为作文当以“精、神、气”为主，语言文字为次（《答张、伍两生书》）。他又认为文章之所以能传神，关键在于“义理”，而“语气”则是从属之物（《有明历朝小题文选序》）。他提倡文章要平易自然而言之有物，反对藻饰剽窃，认为“自然之文”才是文章的最高标准，而文章只有讲究“精”与“神”才能达到“自然”的境界。同时，他又指出自然之文也必须“道、法、辞”三者均备，即思想内容、结构法则与语言应当完美结合，三者缺一不可（《与刘言洁书》、《己卯行书小题序》等）。所有这些主张都为桐城派的形成奠定了相当的理论基础。

　　戴名世文章以史论、史传、游记、序跋为主。他对史学很感兴趣，时常倾慕司马迁、欧阳修独自修撰《史记》、《五代史》。他每读《史记》，联想今世，常感慨激发，痛惜明清之际许多可歌可泣的忠臣义士以及许多使人痛恨的乱臣贼子事，皆湮没于世，而有明一代的成败得失，也不得闻之于后人。因此他决心仿效司马迁、欧阳修，立志修撰《明史》。这样他在漫游天下时就有心收集轶闻遗编，特别是有关南明王朝的史事。他曾说自己“二十年来，搜求遗编，讨论掌故，胸中觉有万卷书，怪怪奇奇、滔滔汨汨，欲触喉而出……欲将之名山中，洗涤心神，餐吸沆瀣，息虑屏气，久之乃敢发凡起例，次第命笔”（《与刘大山书》）。由于他生活十分穷困，藏书甚少，又忙于教书，亦无闲瑕，因此他本来是准备等材料搜集全之后，年老退隐名山，专事著述，但此愿未了而大难猝然临头。他著述的志愿虽然最终未能完成，但《南山集》一书亦可名垂后世，足彰其志。他所撰的史论、史传等，算是对行游天下、考稽放失旧闻的一个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