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颙

人物生平

　　李颙(1627～1705)明末清初人，字中孚，号二曲，又号土室病夫，二曲镇二曲堡人，父李可从，于崇祯十五年(1642)，战亡于河南襄城。留下李和母亲彭氏，无片瓦寸土，度日艰难。彭氏决意教李颙从学，但无力供学，屡被塾师拒绝。李9岁入塾，只读过20天书，但李发愤自学，仅靠母亲纺织缝纫和李打柴换粮，杂以糠菜，维持生活。因之，面色如菜，人称李菜。李颙在挖菜拾柴的空闲，也手不释卷。县内藏书之家，渐知李家贫力学，便任其翻问。李随阅随还，数载之间，披览群书，写出了《二十一史纠谬》等笔记体习作，大约30岁时，认为这不是切己之学，非儒家正脉．便把这些著作烧掉了。从此．潜心于宋明理学。康熙九年(1670)，李在母亲3年丧服期满后，去河南襄城，为父亲“招魂”。常州知府骆钟麟，派人迎请李讲学。常州的士绅名儒争相听讲。后来骆钟麟把李讲学的内容汇集起来，名为《匡时要务》。李又在武进、无锡、江阴、靖江和宜兴等地讲学，所讲内容被记录下来，整理为《两庠汇语》、《锡山语要》、《靖江语要》。康熙十一年(1672)，李返回陕西。次年主讲于关中书院，又在雁塔、富平等地讲学，力主讲学自由，认为“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反正，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的政策相对立。李所交皆一时名士，平生最为知己的是骆钟麟。骆为浙江临安人。

　　顺治十六年(1659)春，任周至知县，下车伊始，便到李颙草庐，竭诚造谒。骆钟麟崇敬李的学问和为人，在生活上大力资助李。次年，80余岁的关中理学家，大荔人党子澄，冒雪来周至求学于李。是年秋天，甘肃天水人菜溪严，前来访问，结成忘年交。顺治十八年(1661)初夏，蒲城70岁的王省庵，来周至拜访他．相谈甚为投机。康熙年间，学者顾炎武两次访问他，探讨学术。李颙的学问，兼采朱熹、陆九渊两派，认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最为儆切”。李主张各取所长，重视实学，反对空谈，提倡明体适用。他说“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明体适用之正业，处也有守，出也有为，生民蒙其利济，而世运宁有不泰?”并强调“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学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真拥衾之妇女耳。亦可羞己!”李与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把“格物致知”的“物”扩大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赞同“非气无以见性”的观点，说：“言性而舍气质，则所谓性者何附；所谓性善者和从而见？”李颙在理学上的造诣，被称为“海内大儒”；有和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统称为关中三李。李的著作，康熙、雍正年间均有刻本，光绪时补入《四书反身录》等篇，刻成《二曲集》46卷。其墓在二曲堡南。

人物成就

　　曾讲学江南，门徒甚众，后主讲关中书院。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清廷屡以博学鸿词徵召，以绝食坚拒得免。为学主兼采朱熹、陆九渊两派，以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中最为儆切”（《二曲集》卷四），主张兼取其长。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同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的见解，将“格物致知”的“物”扩充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力主自由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政策对立。所著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等。

　　关学人物

　　青年时代的李顒，读书涉猎广泛，凡经史子集、百家释道，无不阅览，熟读深思。按当时习俗，读书就是为了应举，而应举唯有读四书，习八股即可。李顒却博览群书，不为世俗舆论所动，既无家学，又无师承，全靠自学磨练，终于三十而立，卓然成为清初著名学者，自成一家，闻名关中。连当时全国著名大学者顾炎武也佩服地说：“坚苦力学，无师自成，吾不如李中孚！” 李顒与其他报有亡国的明末遗民一样，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仇视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统统斥之为“贼寇”。同时，他又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对满清入关对推行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表示极大的愤慨。他无意功名，“顾惜名节”，誓不仕清。康熙十二年，陕西总督鄂善修复冯从吾创办的“关中书院，”聘李顒主讲，他谢绝了官府专为他做的小袖窄袍，他以“仆臣僚绅士，又非武弃曹丁，窄衣小袖所弗便，宽衣簿袖乃庶人常服。”仍然穿着“庶人常服”登上讲坛，给投降清王朝的汉官首先上了第一课。讲学不到三个月，鄂善便以“山林隐逸”举荐入朝，被李顒八次上书以疾力辞。后有诏举“博学鸿儒”，礼部又以“海内真儒”推荐，太史亲到其家，一再催逼起身赴京。李顒对这些诏举极为反感，力辞不就。但催檄如雨，前来威逼的官吏将李顒连同卧床一并抬往省城，行至南郊大雁塔，李顒坚不从命，拔刀自刺，官吏大骇而止。李顒这种威武不屈的反抗精神，在关中反清志士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关中的学者称他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铁汉。

学术思想

　　明道存心以为本，经世宰物以为用

　　李颙主张“明体适用”，即“明道存心以为本，经世宰物以为用”。他所说的“明体”，指的是弄通理论问题，就是要精心研习程、朱、陆、王的心理之学，取舍其间，明道存心。他所说的“适用”，是指要学会经济实学如礼、乐、兵、刑，赋役弄屯，乃至外国水法等等，并且必须紧密联系实际，不可须臾分离。

　　李颙提倡“悔过自新”。他认为人性本善，因物欲蒙蔽而走上歧途甚至罪恶道路。自古以来，学者名儒的理论车载斗量，但都未提出过“悔过自新”四字。他指出六经四书，都是讲的“悔过自新”的道理，只要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百姓，都能按这个道理去做，则可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明学术、正人心”，是李颙的重要思想。他认为“今日之计，惟在明学术。学术明，则人才兴；人才兴，则风俗正而治化翔洽矣”。他说：“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这是他针对当时社会时弊所提出的观点。在他看来，当时“学术之晦至是而极矣，人心陷溺之深至今日而不忍言矣”。因此，必须加强教化，讲明其道德人伦父子君臣之义，提醒其廉洁奉众、爱国忠君之心。

　　李顒在清初进步学者“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积极参与反思理学，他曾写出《匡时要务》，著有《帝学宏纲》、《时务急策》等书。他对张横渠、吕经野、冯少墟等关学先辈“注重实践”、“学贵于用”的治学精神尤为赞颂。他以倡明关学为己任，对张载关学提出的“四为”远大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给以极高评价：“志不如此，便不成人；学不如此，便不成学；做人不如此，便不成人。”但在清王朝实行思想禁锢和文字狱的面前，他却一筹莫展，思想逐渐抑郁苦闷起来。于是，他又在宋明理学中寻找出路，他在卧床养病中，通过对理学的反思，幡然省悟。提出“悔过自新说，使学而有用，必先明学术，醒人心，学术不明，则人心不正，否则便是舍本求末。”他专心研究濂、洛、关、闽之学，并与眉县李柏多次谈讨朱学和王学。李顒四十岁以后把全部精力放在讲学活动中，企图用教育的方法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关中人子翕然师之”，前来向他求学问教的不仅有学者士人，也有不少农、工、商、贾向他求教。他的得意门生遍及关中各地，著名的有户县王心敬、同州白焕彩、富平惠思诚等，李顒讲学的稿子和学术问答被其弟子辑成《二曲集》广为传播，使传统的关学又得以复盛。

　　李颙学问渊博，造诣颇深，在宋明理学、史籍考证、文字训诂方面的研究都有建树。他的著作，在康、雍年间即有刻本，光绪时补入《四书反身录》、《垩室杂感》、《十三经纠缪》、《二十一史纠缪》等，印成《二曲集》和《李二曲先生文集》现存陕西省图书馆。

　　实以足下，发明于易

　　李颙常常提到“归藏于坤”。坤地以内柔为象。因此，纯坤居首之《归藏》呈之于人者，乃归万象于内里，开辟晦塞而后心明。故李颙感之曰：“‘归藏于坤’，乃圣学第一义。噫，斯其为天根乎!”（李颙《二曲集》这当然是他“求易于己”的结论。但更是他倡导一切当“实以足下”、从“肯綮处”着力的易学前提。在他看来，人之实者，实在内里本心；“肯綮处”者，乃“提醒天下之人心”。所以，其“实以足下”要实在本心实在洗心无疑，其着力开刀处则要落实在人心疾患处无疑。非此，不足以谓之为大易；非此，则无异于空话而已：问《易》。先生曰：“不知。”又问。先生曰：“不知。”其人固问不已。先生曰：“子之问《易》者何为？”曰：“《易》乃经中之要也。”先生曰：“子欲知经中之要也何为？”曰：“诸名公咸尚《易》也。”先生曰：“然则子之治《易》也，为诸名公而治《易》，非为己而治《易》也。不为己而治《易》，则其平日之所以朝研而夕讨者，乃欲解众人之所不能解，发众人之所不能发，夸精斗奥，作一场说话而已。此其为力甚苦，而其用心亦太劳已！”（李颙《二曲集》第41页）

　　因此，李颙“为己而治易”，主张治易“实以足下”、“一味切己反”。恐惟如此，他才不为史家易家之所为，不潜心解易以易说易，而求易于己，用易于己；恐惟如此，其习易功夫才于思想上颇有获益。李颙所论涉及甚广。人性善恶，悔过自新，明体实用，匡时要务，几乎处处迸发着思想的火花。其中由易上发微者，屡见不鲜。而最为典型者，莫过“学髓”之图。